建立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律援助 。国家还应当鼓励为进入法律职业广开门路、包括采取肯定行动措施，以确保妇女、少数群体和经济条件不利的群体享有进入该职业的机会。

由此，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及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强制性地要求每名律师每年要缴纳267加元的法律援助金。显然，《法律援助法》应当对这些新的要求作出回应，健全和完善经费保障体制。公设辩护人制度是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实施机制。在实践中，对法律援助人员的补贴问题很多，包括：法律援助补贴标准普遍较低。

而且，第二章专门规定了法律援助中心。四是现行经济困难标准制约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些国家规定赦免须经议会同意，有些国家毋须议会同意便可由国家元首直接作出特赦令。

特赦是宪法规定的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一项制度，是宪法的基本规范内容和宪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部分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同时，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专门用括号强调说明了所实行的赦免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即特赦，并明确了特赦对象包括普通刑事罪犯和战犯。

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对于在战争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 不问其情况如何, 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和强迫写悔过书。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形成举国上下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心中，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

而特赦是针对特殊群体的有条件的赦免，特赦只能在判决后免除刑罚的执行，不能消灭其罪。例如美国赋予了总统较大的赦免权力，程序上毋须经国会同意，赦免对象范围上既可以在定罪前也包括定罪后。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方式，直接适用宪法规定实行特赦对于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彰显宪法精神和力量、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三是根据宪法精神，必要时采取创制性办法，及时妥善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没有规定、没有先例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推动的新中国第一次特赦。（二）实行特赦制度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的落实，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我国建国以来的特赦实践，完善丰富了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明确了特赦目的，科学合理界定特赦人员范围的条件，形成了符合宪法精神，行之有效的特赦程序。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此外，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引渡法中也有涉及特赦的规定。1978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

二、新中国成立后特赦制度的实践情况 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酝酿、推动并成功实施了新中国的特赦政策。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涉及特赦的规定。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正式规定国家的赦免制度。时间上也只适用于法院判决生效之后。本次特赦与其后的6次特赦不同的一点，是把普通刑事罪犯作为了特赦对象，不仅大大增加了特赦对象的数量，也让新中国的首次特赦具有了更广泛而典型的刑事政策意义。为了更具体地指导各地执行特赦政策, 当天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对特赦的具体步骤、方法、宣传以及特赦后的安置等作出详细规定。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提出赦免建议时，就对于我国所实行的赦免制度的性质做了明确区分。

经过近现代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特赦制度现已成为现代国家宪法中的一项规范内容, 成为一项宪法制度。1956年4月25日,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并由毛泽东主席当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向全世界公布，为正式实行特赦积累了有益经验。

此后的历次赦免实践中，我国均实行的是特赦制度，1954年宪法中关于大赦的规定，从未被适用。（三）我国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对特赦的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于特赦所涉及刑事责任的问题，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保障宪法关于特赦制度规定的实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和过往实践做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特赦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发布特赦令的特赦制度框架体系。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规定共作出过九次特赦决定： （一）1959年新中国首次实行特赦 1959年8月24日,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致信刘少奇同志：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赦决定，是对宪法规定的直接适用，是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创新实践 （一）直接适用宪法规定实行特赦是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方式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是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源头、统领和统帅，是制定各种法律的规范依据和权威来源。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 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二）我国宪法对特赦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对特赦制度有明确规定。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

相较大赦而言，特赦适用范围较窄，只是对符合条件特定人员的赦免。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具体而言，各国根据具体国情对于赦免制度的规定并不一致。（二）1960年—1975年先后6次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959年实行首次特赦以后，特赦工作按照中央既定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 共释放战犯556名, 另有90名获减刑。

除此以外，还有以下几种途径和方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八次、也是1982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实行特赦，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体现依法治国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文章来源：西交民巷23号微信公众号。特赦作为一项宪法制度，什么时间实行特赦，要由国家在适当的时机，根据社会形势和实践需要来确定。

2015年，经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共特赦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服刑罪犯31527人。1954年宪法对特赦及大赦制度作出规定，同年12月中央即开始慎重酝酿实施大赦，先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下发《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坐标与功能，使以人权为核心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成为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这是暨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之后，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又一次重要实践，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形成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相较于通过制定法律贯彻落实宪法规定，宪法中有一些规定具有直接适用的性质，不必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9月17日，朱德主持召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的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